聖奧斯定對於“正義戰爭”的保留意見

（梵蒂岡新聞網）在神學辯論和教會訓導聲明中，為了強化戰爭非法性的道理，“正義戰爭”的概念正日益受到質疑。然而，這一概念卻不斷重新浮現，並且有人援引聖奧斯定（354年—430年）的權威作為支撐。米蘭聖心天主教大學古代基督宗教文學榮休教授皮佐拉托（Luigi Franco Pizzolato）對此表示，在關於戰爭的普遍討論中，奧斯定常常被視為基督宗教方面的首位理論家，甚至被當作“正義戰爭”的“發明者”。但眾所周知，奧斯定是一個靈魂始終處於運動、感到急切不安的人，他關注歷史中不斷變化的挑戰，其思想也在不斷演進。學者們知道，聖奧斯定的立場既應放在具體背景中、結合歷史來解讀，也應置於全局視角之內加以理解，這種全局視角會使他的立場相對化。然而，這些立場卻常常被僵化處理或斷章取義，甚至有時是從後世有關聖奧斯定的思想中摘取來的。就我們關注的問題來說，對於那些有耐心且有幸直接閱讀聖奧斯定著作的人而言，並不乏種種跡象表明，聖奧斯定敏銳的歷史洞見並未忽略“正義戰爭”根本上的模糊性，甚至其不可接受性。

《天主之城》中的論述

在聖奧斯定的歷史神學著作《天主之城》中，至少有兩點關於正義戰爭的重要保留意見：其中一點屬於歷史層面，另一點則屬於哲學層面。在第一點中，奧斯定指出，在世界歷史中，在有罪的人類當中，正義戰爭嚴格說來是一種並不存在的狀態，因為在現實中，即便是正義戰爭，也是罪的結果和原因，它充其量只是用來掩飾罪。超過一千年歷史的古羅馬正是以“正義戰爭”這個原則的名義擴張其統治。事實上，古羅馬以世界各地出現的不義行為為藉口，發動戰爭進行干預，名義上是為了糾正這些不義，但實際上是為了擴張其帝國並建立自己的秩序：“那些被正義戰爭討伐的人遭受不義，而這不義助長了那些發動正義戰爭的人的權力增長……不義在權力擴張中起到了很大作用，並製造了不義之人，以便有可以發動正義戰爭的對象，從而擴大權力（參閱：《天主之城》四15）。”

戰爭滋生戰爭

由此可引出另一項觀察，它在歷史層面揭示了此類戰爭的徒勞與危險：一個國家“永遠無法穩定地統治那些它通過戰爭勝利所征服的人（參閱：《天主之城》十五5）”；戰爭從來不會產生真正的和平，卻帶來不穩定的和平，並預示著新的戰爭。正如薇依（Simone Weil）在其《筆記》中所寫的，正義總是“從勝利者的陣營中逃離”，因為通過武力達成的和平總是超越了合理的尺度，並無可避免地散播報復的種子。因此，從歷史角度來看，正義戰爭實屬虛妄，甚至無法指望它能為和平發揮作用。

有德行的人把對話交流當武器

聖奧斯定的第二點保留意見則出自更晚期，且帶有哲學性質。奧斯定論證道，“智者”對“正義”戰爭抱有牴觸心態，因為既然這些戰爭是正義的，他便感到有義務去進行，但這樣做卻違背了他作為智者的角色。事實上，為了忠於其本性，他甚至不應從不義中得出戰爭的必要性（參閱：《天主之城》十九7）。在第一個層面，聖奧斯定作為歷史學家，強調了“正義戰爭”在歷史上所內含的權力意圖，這種戰爭是為了促進強者的帝國主義。而在第二個層面，作為智者，他則看到了“正義戰爭”這一概念中內在的矛盾。我們可以說，在“正義戰爭”這一組合中，戰爭這個名詞的消極性壓制了正義這個形容詞的積極性，甚至導致“正義戰爭”這一表述分崩瓦解，淪為一個不可能成立的矛盾修辭。事實上，正義本身就要求禁止戰爭，而選擇暴力的解決方式，既與德行相悖，也剝奪了理性話語的首要地位,而理性話語正是智者與有德者的特質。在衝突的情況下，智慧的職責在於對爭執各方的理由進行理性探究，而這種探究應當以對話交流和勸服這兩種和平的武器來進行。

政治智慧：以和平換取和平

皮佐拉托教授認為，從聖奧斯定的視角看，正義戰爭代表著罪惡的潛伏，它披著虛假的外衣，正如《創世記》中那句晦澀而發人深省的表述所言，罪惡正伏在暴力的加音門前（參閱：創四7）。但願每個人都可以看到，聖奧斯定的這些思考能多麼深入地穿透我們自身感受的邏輯。這些真知灼見與聖奧斯定另一番鞭辟入裡的論斷相呼應。這番論斷同樣出自他較晚的時期，因此可以說具有總結性的性質：“用言語消弭戰爭，比用劍殺人更為光榮；以和平而非戰爭去獲取和平，也更為光榮（聖奧斯定《書信集》，229，2）。”這是對政治智慧真正使命的一首頌歌，它實際上反對戰爭可結出和平成果這一觀念，並呼籲在衝突惡化為戰爭之前，應當先以對話和勸服的方式尋求解決之道；它還將對世俗榮耀的追求引向和平。我們相信，由此呈現出的聖奧斯定較不僵固、生硬，而是全面、立體。我們應當謹記，聖奧斯定在希波履行主教牧職的地方正是和平聖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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